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,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“通关”。陈永诺 摄
三、分阶段恢复跨境学生面授
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,2月8日起将有序恢复跨境学生面授课堂,会分两阶段实施,即2月8日中学先恢复,2月22日再扩至小学、幼儿园和特殊学校。他指出,分阶段是基于不同年龄学生的自理能力、跨境的需要,香港教育局会继续与相关部门、学界、校巴联系并提供支援。
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,特区政府会为跨境学生提供便利过关服务,教育局会经学校通知家长各出入口岸管制站清关安排及交通配套,各部门会尽快处理校巴服务申请。另外,为让跨境学生尽快适应面授课堂,特区政府已设立“校园复常好精神”专页,为学校及家长提供锦囊、资源包及短片等。
“通关”让香港“活起来”
2023年1月8日起,香港与内地实施首阶段“通关”。翻查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的1月8日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,当日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,比“通关”前一日增加了近三成。当日由香港出境的则有62409人,比“通关”前一日增长了1.4倍。
当时为减低交叉感染风险,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须持有出行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。
香港尖沙咀一带游客明显增多。(资料图片)李志华 摄截至今日,该措施实施已近一个月,适逢春节返程和学生开学,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人员有所增加。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,仅自今年1月21日除夕至25日初四的5天新春假期期间,就有共41.7865万人次旅客来港,离港则有54.2610万人次,反映香港正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。
李家超亦在2日出席香港大型宣传活动“你好,香港!”启动礼时表示,自香港与内地在今年1月8日恢复首阶段“通关”后,香港商业、零售、餐饮已动起来,下周香港与内地全面“通关”后,会广泛提振人文交流,全方位向世界以及内地推广香港,相信2023年的香港更繁盛、更精彩,市面更活跃。
香港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“香港向来被认为是‘购物天堂’,除了香港本地市民消费,外来旅客消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”他解释指,香港零售业三分之一要依靠来港旅客消费,“疫情前,一年差不多有6500万人次的入境旅客,当中有近八成是内地旅客。”疫情之下,内地旅客访港的数量几乎“清零”。
在邵家辉看来,香港和内地全面“通关”的安排对于疫情三年里生存情况非常艰难的香港零售业而言,无异于一场“及时雨”。“业界非常欢迎,相信随着来港游客的不断增加能带动整个零售行业,很多商铺都开始有计划地增聘人手,补充货源。尖沙咀一带人流明显增加,已经能见到不少内地旅客购物。”邵家辉对今年香港零售业表现非常乐观,相信不久之后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的情况。
众多内地旅客搭乘高铁来港。(资料图片)李志华 摄“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好消息。”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告诉记者,农历新年期间,内地访港人数未出现明显的“V”字反弹,“今次取消核酸检测可以说是真正打开‘复苏旅游业之门’。相信全面‘通关’后旅游业界整体气氛会有所好转,短途消费旅客量会首先出现增长,下一步主要是推进放宽内地旅行团的签注。”
姚柏良表示,香港旅游业仍然处于复苏的起步阶段,重新吸引旅客到香港,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“要让大家看到香港的优势,香港不只是‘美食之都’和‘购物天堂’,香港的历史文化和新基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。”姚柏良表示,香港下一步要“多宣传”“多包装”“多推广”,做好深度游路线。
“希望今年游客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五至六成。”姚柏良指出,现在业界在人手和资金上都有压力,“春节后是传统旅游淡季,现时放宽不会出现旅客量猛增的情况,香港承载能力可以应付。但随着旅客不断增加,例如航空、酒店和旅行社等都需要增加人手,希望特区政府深入了解业界情况,提供一些适切的政策支援,协助业界尽快恢复活力。”
文字记者:戴小橦
摄影记者:李志华 陈永诺
视频记者:范思忆 梁源
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****** 作者:丁红旗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)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。随着儒学的沉浮,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,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、社会内涵,特别在汉唐时期。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(169年)三月,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。文中,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“乾坤所挺,西狩获麟,玄丘制命,……为汉制作”“汁光之精,大帝所挺,……承敝遭衰,黑不代仓……获麟趣作,端门见征,血书著纪”(《隶释》卷一《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》),因是上奏尚书省,自是要谨重万分。显然,对孔子形象的描述,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,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:其母颜征在“野合”,诞育了孔子,一如刘媪息止大泽,“梦与神遇”而产下汉高祖般,是应世感生,也即声称的“乾坤所挺”。“玄丘”,指孔子被称为“玄圣素王”。“有德无位”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,为此尊奉为“素王”;素王为汉制作宪法。孔子为黑帝水精,即水德,是尚法的象征。秦始皇定秦为水德,就是取其“刚毅戾深,事皆决于法……然后合五德之数”(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)。更何况,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,本就掌管、熟习律法。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,制定宪法,阐释天命,以推行教化,即水胜火(汉,火德,尚赤)也。对此,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,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”,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。 这种比附下,各种《论语摘辅像谶》《论语素王受命谶》等踊跃出现,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这中间的一个关键,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,典型的就是《春秋演孔图》所描绘的“大九围,坐如蹲龙”,“首丘”“龟脊虎掌”等;“龟脊”,即凸起,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。 与此尊崇孔子(时封褒成侯)及儒学在西汉元、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,是西汉中晚期以来,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、推尊的传统,如“光和元年(178年),遂置鸿都门学,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”(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传》)。同时,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,也一改画风,集中以“孔子见老子”、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,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:头戴小冠、长须、束带、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,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,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,中间是一童子,即孔子的老师项橐。孔子身后,是陪侍的弟子,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五人。 《春秋演孔图》的描述不免空泛,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。这类画像,集中在两个方面:一、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。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,约在元帝时期(前49—前33年)。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,即数量较多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(至少30块以上),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。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,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,其背略驼,却是一望即知。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。二、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。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、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、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;但其帽饰(小冠、幞头、平冠)、身形(瘦削、粗壮)等都有明显差别。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,但细节上有不同——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。不过,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、粗鄙、浅陋的谶纬比附,所谓的“异相”,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,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;隋时,谶纬已完全衰歇、败落了。 二 南朝: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,东晋、南朝,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、佛教等强烈的冲击,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。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(184年),党锢解禁后,晚年的郑玄在注释《论语》时,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,即剥离了各种《论语》谶的比附、神化,展示出了一位切实、活泼生动、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,一个更趋坦诚、真实的孔子形象。如郑玄对《述而》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的注释,就只是强调孔子“习读不敢懈倦”“汲汲然,自恐不能究竟其意”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。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,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,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,是一位蔼如的智者。这一倾向,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——范晔的祖父所继承。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,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、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,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。 这样,明显有过多神化、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,枯竭了。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,是这一时期的墓葬,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、勇士、烈女贤妻等形象,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。在南方,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(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,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、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)等名士;北方则多为隐士、孝子形象(如《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》、北魏正光五年(524年)下葬的元谧石棺等)。 不过,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,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,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至七有戴逵《孔子十弟子图》,陆探微《孔子像》《十弟子像》《孔颜图》,宗炳《孔子弟子像》,张僧繇画“仲尼十哲”等,但明显少了许多。在今孔庙圣迹殿,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,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,头戴平冠、褒衣博带、“秀骨清相”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、最理想的孔子形象。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。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、盛唐,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。两汉时,“先圣”成了周公的专称,孔子只好屈居第二,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“先师”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三五“褒崇先圣”条,这一时期尊崇、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:贞观二年(628年),罢周公,升孔子为先圣,以颜回配。贞观四年,诏州、县学皆作孔子庙。神龙元年(705年),以邹、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,以奉岁祀,子孙世袭褒圣侯。开元五年(717年),颁布诏令《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》,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。开元二十七年(739年),更进一步抬升,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,并褒赠“十哲”,东西列侍(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仪礼志四》)。制度日趋完善,规格、地位日渐上升、稳定。重要的是,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,更沿袭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,即借助科举的力量,《论语》成了一门必考科目,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。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,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。如檀州刺史韦机,显庆(656—661年)中“创立孔子庙”时,就“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,皆为之赞述”。 与此相应,是一流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。 今仍能一睹、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《孔子弟子像》长卷,绢本设色(今藏故宫博物院)。阎立本(601—673年),曾奉诏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《历代帝王图卷》,卒前曾任中书令,当日地位极为尊崇。阎氏生活的时代,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,适逢其会,恰能作为规制,颁示天下。其所画,正是一位头着儒冠、长髯及颔、目光深邃、睿智,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;侧面;左手略微举起,一副正在讲解、授业的模样。唐时“孔庙”“先师”身份的界定,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。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、目光略微向上,为汉制作律法的《司寇像》,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。但其“口露齿”“眼露白”“重耳”等不免丑陋的异相,这汉时谶纬的遗绪,与唐人主流认知、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“先师”形象截然异趣。反倒是“圣迹殿”中陈列的刻石、传为吴道子所绘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,长髯飘飘,一副儒雅、蔼如的形象,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。 阎、吴之后,可能因其盛名,或因诏令作画、版式一统等缘故,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,衰歇了——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,即一种粉本与经典,在世间流传。同时,又以绘刻、塑像的形式,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。 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12月19日 13版) 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|